□张帆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1964年10月16日15时，广袤寂静的罗布泊戈壁大漠突然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霎时被照得一片通红。伴随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和撕裂苍穹般的巨响，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这一“东方巨响”，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任务中，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承担了高速脉冲同步检测设备和原子弹高度引爆机的研制工作。这些设备主要用于多路信号时间同步检测和高空引爆高度测量。

高速脉冲同步检测设备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接到任务后，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陈芳允先生立即组织人力、讨论方案、选择科研路线，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徐建平等人攻克技术难关，最终设备研制成功并移交给相关部门使用。他们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检测设备，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受到了表彰。

原子弹高度引爆机则由陆志刚、汤民贵、孙冠忠、曾宪泽、贾存喜、晏振乾、高选正、魏国政等人负责研制。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年近90岁的高选正记忆犹新。

1962年，高选正刚参加工作不久，突然接到了参加我国原子弹高度引爆机研制的命令。刚出校园就要参与如此重大的工程，年轻的高选正内心无比澎湃，但他立马把这份激动按捺下来，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项工作的机密性是不言而喻的。

原子弹的爆炸高度直接关系到其杀伤力。高度引爆机，就是一种用无线电测距原理测量原子弹离地高度并发出控制指令的装置，是保证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核心部件之一。引爆机的天线要装在原子弹的模拟壳体上进行试验，模拟壳体是一个“大块头”，看起来十分惹眼。出于保密需要，工程组划出独立的工作区，拉起了布帘，夜以继日地开展这项隐秘的工作。

1963年夏天，模拟原子弹壳体连同高度引爆机一起被装入了运输箱，秘密运往试飞基地开展试验。运输箱被安放在一节专用的车厢内，车厢配备了持枪站岗的武警和专业的护送人员。高选正是护送人员之一。

这是一节全封闭的车厢，在夏日骄阳的炙烤下，车厢变成了一个大闷罐。进入车厢的人不出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车厢里也没有正儿八经供人休息的地方，高选正和队友们只能临时打起地铺。大家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做好了遇到任何困难都全力克服的准备，但护送任务的艰巨性显然超出了队员们的预期。

除了高温难耐和无法休息外，车厢里的蚊子似乎得到了难得的“饱餐”机会。火车在夜间行驶途经大站时，会有特派人员上车检查。此时，大批的蚊子趁机溜进车厢，车门关闭的那一刻，就是蚊子们“狂欢”的时刻。队员们脑海中有许多试验应急预案，但面对如饥似渴的“蚊子大军”却束手无策。就这样走走停停，高选正和队友们“喂饱了”一批又一批蚊子，终于度过了漫长且难忘的两天两夜。

原子弹高度引爆机试飞试验是将带有高度引爆机的模拟弹体装在直升机机身下，直升机升高后，试验人员记录高度数据，并与其他设备的高度记录进行对比验证。当时，试验用的直升机由旧运输机改装而成，飞行起来有剧烈的颠簸晃动，机上的人如同坐上了“簸箕”一般，十分难受。队员们只觉胃里翻江倒海，一个个都呕吐不止。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粮食短缺，平日里队员们都是饿着肚子干活，这次难得吃顿饱饭，却又无福消受。伴随剧烈颠簸的还有震耳欲聋的噪声，试验队员无法用语言交流，只能打手势和写纸条。为了进行充分的试验，队员们一次次起飞、降落，再起飞、再降落……每一次下飞机，高选正和队友们都头晕目眩。这场飞行试验，既是对设备的环境进行例行试验，也是对人体耐受力的一次考验。

当炽热的蘑菇云遮天蔽日的时候，当苍凉的西北大地为之颤动的时候，当全世界以另一种眼光凝视这个东方大国的时候……我们难以想象，新中国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和钢笔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地将新中国的国防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又是如何把名字、面孔、功绩深埋在尘埃里。

在爱人眼里，高选正总是忙忙碌碌的，但她并不清楚到底在忙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高选正和同事们又紧接着投入其他重要任务中。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奖金，平淡、简朴、单调仍然是生活的主旋律。在高选正和队友们眼里，党和国家的信任就是最大的荣誉，这是多大的名和利都取代不了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原子弹高度引爆机荣获大会表彰。又过了好久，高选正的家人才知道他为我国原子弹高空引爆作出了贡献。

在“两弹一星”工程任务中，无数像西安分院老一辈科研人员一样的建设者们，怀着舍家为国的质朴心愿，筚路蓝缕、无怨无悔，用智慧、汗水，用青春年华甚至是生命，凝聚成一个能量巨大的“反应堆”，闪耀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芒。